综观资本市场风风雨雨18年，无不是观念上的陈腐与落后，延伸制度上的偏颇与狭隘，导致监管上的滞后与失公。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以市场化支付对价手段、而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同股不同权历史问题的新一届证监会，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功不可没，但进入后股权分置改革阶段，明显的步子迈的太快，基础性、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完全稳定和化解，就急于在产品创新和交易制度上贪大求全，一方面对资本市场脱离宏观经济走势始料不及，一方面又对自身责任和义务难以厘清，过高估计市场的自身修复能力，过低地防范市场的绝望心理，在一轮背离宏观经济走势、修正资本市场恢复性上涨的初段，没有采取任何及时修正市场自身难以克服结点的战役中打了败仗。

    以前说过，市场化调节需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对应的基本符合宏观经济走向的快慢、节奏、方向的常态运行中，行政的干预可以退居次席，而在非常态运行的极端亢奋或极端低迷时，就有干预的必要。例如2007年5.30前夕，银行储蓄快速向资本市场转移，实业资本急速向证券市场流动，低价股、题材股脱离市场本身可以修复的能力，继续演变当然孕育了金融动荡的风险，干预的方式不仅果断，而且及时，只是在出台相应政策干预的方式上，有待商榷。而事过境迁，在上市公司深化自身治理，乘宏观经济向好的快车，不断加强管理、提高自身生产和经营竞争力、利用政策扶持的优势、维持又好又快发展的一年后，由于对周边市场次级贷的恐慌、演变为对宏观经济长期向好的怀疑、再到对融资、再融资、大小非解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就说明市场的环境特别是供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资本市场已从原来局部流动性过剩，快速变为流动性紧缩。

    反观资本市场在构建之初和发展壮大过程中，无论我们用任何冠之为新兴加转轨的定位、还是资源配置的平台、抑或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华丽的词藻，都脱离不了用社会资本而摆脱国有、民营、中外外资企业对银行和财政资金的依赖、为宏观经济基础性结构性的转制铺路搭桥这一初衷，融资、再融资成了资本市场存在的第一要务。从分配体制和制度建设上看，我们无疑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格局，按照国家、集体、个人的顺序和比例在资本市场复制克隆，实则渗透了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的观念上的落后和狭隘；无论医改还是教改，无论我们的财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不尊重市场规律、采用摊派和强加性质的非市场化运作模式，保障国家、集体利益比重和权重的政策比比皆是，在微观层次通过不合理的税赋手段杀贫济富和不恰当财富转移的与民争利屡见不鲜。在这一层次上来说，保护人民资本性收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以至于更深层次的实现三个代表、贯彻以人为本，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意识形态和市场化的法理来说，我们不是完全性质上的市场经济，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征。包括我们的双防任务，对农产品的财政补贴，就是一种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运行的模式。而中国特色在资本市场的现实反应，就是脱离不了以融资、再融资为基本目的的政策市和资金推动市的基本特征。很多专家学者对530的印花税空降后，对市场的后市再创6124点新高颇有心得，认为行政干预的手段，只能是一定时期的减速和迟滞作用，不会影响市场自身运行的规律。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530之后市场运行的特点。530之后，证监会重启并加快了新基金审批和发行的速度，改变了资本市场基金、游资、散户的三足鼎立的平衡，投资基金乘后股改时代和龙头次龙头建仓获得良好赚钱效应的余威，倡导所谓价值投资的理念，相继在地产、银行、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稀缺资源、航空物流等板块上疯狂建仓，动辙使板块市赢率达到了80倍以上，可以说是打着价值投资的幌子，运行资金推动市的投机手法，以取得暴利的一种赢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证监会行使了通过行政审批特权、假以市场化调节的作用，实质是由于基金投资者流动性增加，而致使局部供求失衡的“蓝筹”泡沫。

    综上，既然我们在资本市场以及放大一些的宏观经济中，行政干预时有出现，运用手段颇显积极，为什么就不能在资本市场信心几尽崩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绝望减仓，致使资本市场循环崩塌之际，果断由幕后站在前台，像雪荒、奥运政治牌一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大张旗鼓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摆事实讲道理阐述自己决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理性和真理的光芒，对抗非理性和谬论的阴暗呢？否则当喜跌怕涨成为定式，良莠不齐成为主流，满盘皆输成为现实，市场参与者丧失的不仅仅是信心。微观反作用于宏观，局部放大于整体，给国家机能带来的损害不仅仅是困境。当救市不救市成为利益的工具，当作为不作为成为再分配的武器，当资本市场宛如农贸市场你来我往斤斤计较，亏的伟大，死的光荣？

    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审视我们观念和理念上的误区，摈弃制度和监管上的狭隘，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